己、结语

67. 主席女士：香港的成功，有赖于香港人务实，不搞意识形态争论，不搞乌托邦社会工程。最近我提到务实政治和公共理财哲学，引起社会讨论，目的是希望大家多了解政府的角色和信念，同时亦让我多了解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期望，从而建立共识。

68. 有人误以为不再采用「积极不干预」的说法是一次政策性转变，而且是剧变，这是不对的。在我一贯的思路中，政府施政要实事求是，不能被意识形态及口号所阻碍。殖民政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时，当时的财政司夏鼎基爵士摆脱自由放任的教条主义，提出政府要积极考虑后才决定干预，以务实态度重新界定政府的角色，在他任内，政府大力扩展教育、房屋、公共医疗与基建，令香港发展踏上全新的台阶。他用「积极不干预」这个名词表达其理念，却立即引起过不少议论和批评；其后历任财政司都避免使用，但背后的哲学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，公共开支都尽量维持在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十以下。亚洲金融风暴以后，经过持续的努力，上财政年度政府开支已降至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七以下；连同法定机构等的开支在内，公共开支总额降至占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八点一，都是多年来的最低比例。当前最大变局是全球化与中国崛起，我们同样需要务实、具体地讨论政府在不同经济领域的角色。在经济发展各领域中，因应时间和环境的改变，政府的角色及介入程度也有分别。我欢迎商界、立法会及社会大众参与讨论，但我希望各方人士在「大市场、小政府」和公共开支不超过本地生产总值百分之二十的前提下，具体讨论政府扮演的不同角色，应否介入市场及介入的时间和程度，而不是纠缠于务虚的口号争拗之中。

69. 香港需要继续进步，就要建立进取的目标，而这些目标要能够凝聚成社会共识。作为行政长官，我有责任将发展的思路向社会大众说个明白。我认为除了要界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之外，还要看清楚，香港未来要进步，将面临什么挑战。我认为，无论第三届特区政府由谁来领导，都要切实探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，订立目标，提出对策及建构共识。

70. 第一项挑战，是经济如何持续发展。最近我察觉到社会有一种危险的想法，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、文化保存对立起来。我认为追求社会发展进步，是一个整体观念，应该要以人为本，讲求全面、协调、和谐及可持续，除了要讲求速度，也要讲求效益，除了经济效益，还包括人文、社会和环境的效益。人文效益是讲求历史文化保存，社会效益是要共享成果、促进社会和谐，而环境效益则是讲求资源保育及可持续发展。但要实现这些进步的目标，经济必须持续增长，否则一切都是空话，没有本钱去实现。香港目前面对的发展困难主要是投资不足，政府公共投资步伐缓慢，我相信今后政府与商界、议会、环保团体对发展目标要多沟通，政府公共投资计划才可以顺利推进。

71. 第二项挑战，是民主政制如何进一步发展。积极推动香港政制民主发展进程，是基本法的要求，也是香港广大市民的普遍愿望。我作为行政长官，深知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所肩负的宪制责任。去年我和特区政府曾尽最大努力，在做了长时间谘询并取得社会广泛共识后，提出了二零零七、零八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改方案。这个方案透过区议员的参与，大幅提升了两个选举制度的民主成分。尽管政改方案在立法会未能获得法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，但是特区政府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。我一直在亲自领导策略发展委员会以开放、包容的态度对香港未来政制发展问题进行研究。有关研究在不少方面已有进展，所做的工作是积极有益和富有成效的。

72. 正如香港不少有识之士反覆指出的，香港政制发展涉及香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将会对香港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、特区政府的管治、香港社会各阶层和各界别的切身利益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，也关系到中央的宪制权力。在香港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，处理起来极为复杂，达成广泛共识并不容易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无论是特区政府还是中央政府，对于按照基本法的规定，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，通过政治体制循序渐进地发展，最终达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普选产生的目标，都是持积极态度的，这一立场从来没有改变过。在香港社会各阶层、各界别的共同努力下，通过理性沟通和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，我们一定能够把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问题妥善处理好。

73. 作为现任行政长官，在余下的任期里，我会继续以积极、负责任的态度，领导和推进策略发展委员会的工作，对涉及香港未来政制发展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更为深入、广泛的研究，并于明年进行总结，以为下一届特区政府继续处理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好的基础。为勾划包括二零一二年香港未来的政制发展蓝图，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功夫，而且会继续努力不懈，我深信这是争取实现「双普选」最实际的做法。

74. 今年十二月将进行选举委员会选举；明年三月将进行行政长官选举。特区政府将做好有关立法工作和行政安排，使得这两场选举在公开、公平的原则下依法和顺利进行。

75. 第三项挑战，是如何建构和谐社会。全球化带来了新的机遇，凡与全球经济高增值沾上边的人士，如从事金融投资、创意科技的，都可以赚取高收入；但低技术工人的生活却越来越困难，辛勤工作甚至未必可以赚到基本生活开支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出生、中低学历的一批人，当中不少也就业困难，收入下调。当社会贫富差距日渐扩大，社会流动呆滞，矛盾如何解决，和谐社会如何建立呢？这都是我们今后需要共同思考、面对和解决的难题。乐观者从每一个困难看到机会，而悲观者则在每一个机会中都只看到困难，我是个乐观的人，我相信香港多数市民也一样。

76. 正如我三月在这里答问时所讲：「强政励治不会闭门造车，是需要建构社会共识，施政以民意为依归」。今日，香港面对更多挑战，要登上新的发展台阶，就需要大家努力建立一个新的进步共识，这样困难自然会变成转机，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！